1937年，15岁漂亮女红军被敌人抓住，捆在行刑台，她挺胸抬头，闭上双眼。谁料，一敌军军官摸着下巴，上下打量，说：她，我要了！说罢，一把扛起，朝家走去。
1937年3月，河西走廊的风里裹着血腥味。
西路军的妇女团在祁连山下打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大刀砍卷了刃，活下来的人没剩下几个。15岁的吴珍子被俘时，身上还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灰军装，她是妇女团的排长，入党刚满一年。
马步芳的队伍对待女红军从来不留活口。行刑台上并排跪着十几个姐妹，鬼头刀的寒光在风沙里忽明忽暗。轮到吴珍子的时候，刽子手已经举起了刀，她没哭，闭着眼睛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共产党万岁！”
这一嗓子让监斩的军官韩德庆眯起了眼睛。他踱步过来，弯腰打量着这个瘦小的姑娘——满脸血污遮不住眉眼间的倔气。韩德庆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忽然摆了摆手：“这个漂亮，我要了。”
刽子手的刀悬在半空。吴珍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韩德庆一把扛上肩膀，像扛一袋抢来的粮食，大步流星往家走。
那天晚上，韩德庆喝得醉醺醺闯进柴房。吴珍子被按在草堆里，怎么也挣不脱。情急之下，她一口咬住韩德庆的耳朵，牙齿死死扣进去，满嘴都是腥甜的血。韩德庆嚎叫着跳起来，半只耳朵挂在她嘴上。
那一夜，她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被锁进柴房。后半夜，韩家的帮佣婆娘悄悄开了锁，塞给她两个窝头，指了指后门的方向。
吴珍子逃出韩家时，浑身的伤还在往外渗血。她没往远处跑，一路讨饭到了兰州——听说那里有八路军的办事处。
可她站在办事处门口时，门卫把她拦了下来。吴珍子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拿不出任何证件。她说自己是妇女团的排长，说队伍打散了，说自己是逃出来的。门卫摇着头叹气：“同志，你什么证明都没有，我们没法收啊。”
那种感觉，比挨敌人的皮鞭还疼。明明家就在眼前，却进不去门。
吴珍子咬咬牙，转身又往回走。她想去找失散的战友，想找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人。河西走廊那么大，她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打听，饿了啃树皮，渴了喝沟里的水，困了就蜷在庄稼地里睡一觉。
这一次，她撞上了土匪。
土匪头子马积福骑在马上，低头看着这个衣衫褴褛的姑娘，眼神里闪过点别的意思。他让人把吴珍子带回寨子，说要让她当压寨夫人。
吴珍子听了这话，反而冷静下来。她被关在屋里的时候，一直盯着墙上挂的那把枪。马积福第三天夜里摸进来时，她一把抽出他腰间的驳壳枪，枪口直接顶在他脑门上。
“我不当压寨夫人。”吴珍子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点都不抖，“我会看病，能给弟兄们治伤。你让我留下来当卫生员，枪我放下。你要是硬来，咱俩一块儿死。”
马积福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半天，忽然笑了：“有意思。”他往外退了一步，“行，你留下。治不好病，再跟我谈别的。”
土匪窝里从此多了个穿灰军装的女先生。吴珍子把柴房收拾出来当药房，用路上讨来的偏方给受伤的土匪换药。有人得了风寒，她上山挖草药熬汤；有人伤口化脓，她用盐水一点点洗干净。慢慢地，寨子里的人开始叫她“吴大夫”。
她闲下来的时候，就教识字的土匪认字。认的不是别的，是“红军”“革命”“穷人翻身”。她还给土匪们立规矩：不许抢穷人，不许欺负妇女，要抢就去抢那些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
有土匪不服气，她就拿枪顶着他脑门说一遍。说多了，也就没人敢不听了。
后来，这支土匪队伍还真变了味儿。农忙的时候，他们下山帮老百姓收麦子；谁家有人病了看不起大夫，他们悄悄送一包药过去。老百姓私下里说，这哪是土匪，简直是活菩萨。
马积福病死后，寨子里的人推举吴珍子当大当家。一个15岁入党的红军排长，阴差阳错成了河西走廊上的女匪首。
1949年秋天，解放军西进的号角传到山里。吴珍子听到消息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下山，投诚。”
土匪们愣了一会儿，然后齐刷刷站起来。他们跟着吴珍子走下山坡，枪在肩上，队列整得比正规军还齐整。到了解放军驻地，吴珍子第一个跪下，双手把枪举过头顶：“首长，我请求处分。”
审查的人翻遍了档案，找不到吴珍子的名字。她这十三年，从俘虏到乞丐，从卫生员到匪首，没有一个环节能证明身份。有人提出按通匪论处，消息传开，寨子周围的老百姓不干了。
他们堵在驻地门口，把吴珍子这些年的事翻来覆去讲：谁家的娃得了病是她救的，谁家的地被土匪抢了是她追回来的，谁家的粮食被恶霸霸占是她带人打回去的。讲着讲着，一个个眼眶都红了。
消息一级一级往上递，最后到了彭德怀手里。他把材料看完，沉默了很久。一个15岁的女娃，被敌人抓住，咬掉军官的耳朵逃出来，找组织找不到，在土匪窝里待了十三年，愣是把一窝土匪带成了护民队。
“这是党的好同志，何罪之有！”彭德怀把材料往桌上一拍，“恢复军籍，安排工作。”
1950年春天，吴珍子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领章上缀着红十字。她站在镜子前照了很久，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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