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与此同时，华盛顿在继续对国王政权施加改革压力。1977年7月，威廉·沙利文成为新一任美国驻伊朗大使，取代了前CIA首脑、国王当年游学瑞士的同窗理查德·赫尔姆斯。沙利文欢迎国王的自由化创新，希望继续推进。
由于此时反对派运动的碎化特征，他向华盛顿报告国王完全控制着国家，反对派不是强大政权的对手。这种乐观鼓舞着人权鼓吹者加大对国王的压力以进一步自由化。
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多的囚犯被释放，更多的自由承诺被许下。
1、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然而，巴列维国王对于自由化的构想是天真的。与华盛顿的决策者一样，国王对自由化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对于如何放松控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部署。他准备给予反对派一点生存的余地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并未准备与任何人真正分享权力。因而，他的政策一直在对反对派妥协与镇压之间不稳定地摇摆。这一政策无疑对国王不利，它既削弱了支持者对其领导能力的信心，也使一些温和的反对派进一步疏离政府，转向激进化，而本来在1977年他们是褐望与国王合作的。
在运动初期，这些作家、律师、政党领袖等世俗知识分子对国王及专制制度的发难，打破了长期以来在高压政策下所形成的“莫谈国事”的禁忌。
虽然当时所提出的问题仍仅限于君主立宪的范围，没有像后来那样提出推翻国王、废除君主制的要求，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世俗知识界发起的自由化运动，本质上是改良的、非暴力的，具有明显的温和倾向。
在伊朗革命的这一起步阶段，世俗群体是挑战巴列维政权的主要势力，世俗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最为突出、最为活跃，霍梅尼等激进派乌里玛，虽然也有所行动并开始复兴其动员网络，但其反政府活动并不显著，更未起到主导作用。革命的这一起步阶段主要象征着现代化所催生的新兴阶级的愿望，他们渴望参与政治进程以便将伊朗改造为西方式的君主立宪。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群体对伊朗的未来抱有种种激进的设想，但在这一阶段，这些人没有或者还不愿、不敢公开宜布他们的目标，也未能充分展示他们的力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世俗政治组织民族阵线和自由运动颇具影响，其政治纲领体现出相对温和的思想倾向。他们排斥下层民众的激进要求，无意推翻君主制度，只是要求恢复实施1906年宪法，与国王分享权力，但革命的最终结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值。
后来，在巴列维政权垮台、神权政治建立后，自由运动领导人巴札尔甘曾这样表白：“我们原本企盼甘露的降临，结果到来的却是洪水。”
我们可以看到，在1977年反对派是碎裂的、温和的，新兴的运动没有对国王政权的稳定统治造成任何明显的威胁，但1978年在什叶派教义的掩护和霍梅尼的领导下，反对派逐渐变得更为团结、更为革命，并有效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称赞巴列维的自由化政策，称赞国王在这个动乱地区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绿洲。
卡特的德黑兰之行是对巴列维政权的一种支持，他的上述言论显然表达了对伊朗局势的乐观期许。然而，卡特刚刚离开，伊朗的动乱就急剧升温，原先松散的、改良的、温和的、仅仅局限在德黑兰市内的反政府运动逐渐蜕变为一场更为协调、激进、暴力的革命，并蔓延到各大中城市。
反政府运动转型的导火线是政府的一个失策之举。
1978年1月7日，德黑兰最大的日报——《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伊朗与黑色和红色反革命》的匿名文章，以毁谤性语言指名攻击霍梅尼是黑色反动势力的象征、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和非波斯血统的叛国者，指责霍梅尼是红色殖民主义者（指苏联）和黑色殖民主义者（指英国)利用的工具。可能是为了转移世俗反对派的斗争视线，受到几天前卡特称赞鼓舞的国王批准刊登了这篇中伤霍梅尼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宗教界的极度愤慨和广泛不满，宗教界开始全力反击国王政权，进而得到巴札商人和工匠的支持，斗争的范围逐渐由德黑兰扩大到其他许多城市。宗教界势力的勃然而起以及巴札商人和工匠的响应，标志着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运动开始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为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活动据点和指挥中心，伊朗革命随之进入第二幕。
2、抗议活动的升级
1978年1月7日诋毁霍梅尼文章的发表，是政府对宗教麻木而自大的又一例证，它竟敢攻击一位深孚众望的宗教权威，这一荒唐举动激起了所有反对派的谴责。1月9日，愤怒的乌里玛和宗教学校学生在库姆组织了一次和平集会，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要求恢复清真寺中信徒的自由，并喊出了“霍梅尼万岁”、“结束巴列维的统治”这样的口号。
为了支持抗议活动，巴札商人关闭了店铺。当警察赶来时，双方发生冲突，和平集会随即转为暴乱。在随后的骚乱中，至少12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一些政府建筑物被焚烧，造成所谓“库姆惨案”。随后，在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了政府武装与乌里玛支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
在冲突期间，这些城市的巴札都自行关闭，以示对乌里玛的同情与支持，这标志着巴札店主和商人开始大规模卷入革命运动，恢复了他们与乌里玛的历史联盟。
诽谤霍梅尼的图谋产生了逆火，它所引起的暴乱局面将乌里玛抬高为反对国王政权的象征。乌里玛夺取了运动的领导权，利用什叶派教义作为掩护，将原先各个分散的反政府集团逐渐聚拢起来。
激进派乌里玛精心设计反国王运动的口号与策略，以不引起任何反对派别尤其是世俗反对派的反感，并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为抚慰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霍梅尼在一系列声明中强调关于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希望借此提高反政府运动在国内外的接受程度，增强革命的合法性。
为了扩大反政府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反对派巧妙利用什叶派传统宗教信条和仪式来推动民众参加革命活动。按照伊斯兰传统，人们在死者去世后的第四天、第七天，尤其是第四十天要举行悼念活动。2月18日，“库姆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十天，为悼念库姆事件的牺牲者，有12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其中大不里士最为突出。
大不里士是伊朗阿塞拜疆省的宗教中心，也是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家乡，乌里玛计划在该地的一座清真寺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以悼念库姆惨案死难者。政府试图阻止运动蔓延到大不里土，消除反对派显示力量的机会，命令警察阻止入们进入那座清真寺。
冲突中，一名示威者被打死，结果引发了大规模骚乱。愤怒的人群占领了街道，袭击了警察局、复兴党和妇女协会总部、酒店、影院、巴哈伊教教徒的银行等73个目标，这些目标都被认为是伊朗非伊斯兰化的象征。
军队立即干预，枪杀了一些抗议者，逮捕了数百人，造成“大不里士惨案”。惨案发生后，国王撤换了阿塞拜疆省首脑，并将一些萨瓦克官员降职，但政府拒绝承认骚乱的合法性，指责这是一场“外国阴谋”。
大不里士惨案激起了强烈反响，抗议迅速波及其他城市。虽然每次骚乱都有更多的抗议者被杀，但随后的悼念活动就会变得更大、更具暴力性。3月29日，即大不里士惨案后的第四十天，55个大城市又发生示威抗议，其中有5个地方出现骚乱，导致新的伤亡。40天之后，又有24个城镇发生了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冲突。
在这种悼念被打死一再悼念—再被打死的螺旋式循环中，每隔40天的悼念活动一次又一次动员了群众，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来越多，革命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参加者的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对国王的仇恨日益加深。乌里玛通过布道讲坛、利用传统教义来攻击国王，将他比作雅兹德，以煽动民众对国王的仇恨，激励人们起而反抗。
利用传统网络动员组织群众，鼓动一些漠不关心的人们参加政治活动，是宗教反对派为实现政治目的所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1975年仅德黑兰就有983座清真寺，每一座都由一位领拜人管理，他们通常由仿效的源泉任命。每位领拜人都有自己的追随者，人数多少取决于他的威望和清真寺的位置。
在德黑兰还有164个正式登记的永久纪念堂，每一个都拥有大量成员。合计起来，德黑兰有1147座清真寺和纪念堂，在全伊朗则有8439座。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的伊斯兰协会和社团，估计1974年在德黑兰有大约12300个宗教社团。
每一个清真寺、纪念堂和宗教社团都可以视为独立的社会单位或单元，也是反抗政府的战斗堡垒。由于这一网络表面上的宗教属性，早些年基本未被萨瓦克触动或破坏。事实证明，以清真寺、纪念堂、宗教社团来动员信徒的传统体系是有效的，一旦动用，当局要想遏制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这一庞大的宗教网络，宗教反对派还握有动员巴札行会的能力。当时，仅德黑兰就有至少135个行会，每一个行会都有大量成员，能够得到成千上万街头小贩和商店店员的支持，他们与乌里玛及清真寺/纪念堂/宗教社团网络存在着有机联系。没有哪个世俗政党或组织拥有如此庞大、理想的动员网络，宗教反对派利用这一便利最终能够击败国王是可以理解的。
宗教反对派正是依靠这一网络动员自己的资源与政府对抗。第一次较大的反国王起义发生在大不里士，第一次军事管制1978年8月实施于伊斯法罕，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这两个城市有着除德黑兰外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多的清真寺和纪念堂。
原教旨主义者很清楚，与政府的直接对抗肯定会遭到报复和镇压，将付出鲜血和生命，但这只能使革命运动更加激进化并暴露政府的残暴，巴列维政权恰恰掉入了这一陷阱。原教旨主义者的算计是准确的：随着更多的抗议者被军警枪杀，革命的火山就变得更大，喷发更为猛烈。
这一时期反政府运动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反对派暴力性、破坏性活动的增强。从1978年年初开始，爆炸和焚毁政府建筑物、银行、影院、酒店，以及暗杀政府官员、安全部门成员、美国在伊人员，诸如此类的暴力事件在一些主要城市屡见不鲜。
当然，这些暴力活动的散乱性表明，当时还不存在一个组织协调的指挥中心，而是由各个反政府组织分别实施的，在这些伊斯兰、非伊斯兰组织之间显然还缺乏统一的指挥。
3、大棒加胡萝卜
面对反政府活动威胁的增强，为了安抚反对派，巴列维国王不得不作出更多的让步：议会通过“自由选举法案”，规定1979年6月将举行自由选举；继续释放狱中的政治犯；撤换了一批萨瓦克高级官员，任职多年的萨瓦克首脑纳西里将军被“自由主义者”纳赛尔将军取代；禁止皇室成员从事与政府有关的商业交易；停止反通胀、反暴利运动，以抚慰店主和商人；国王还亲自访问了马什哈德的圣陵，并许诺重开库姆的费兹耶宗教学校，以图表明自己对什叶派教义的信奉，抚慰宗教集团和虔诚的信徒。
当然，在递出胡萝卜的同时，国王也没有停止挥舞手中的大棒。
警察对各个城市里的一些特定区域实行盯防，包括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内的宗教领袖和反对派领导人也被置于严密监控之下；重新逮捕了一批反对派领导人和街头活动的组织者、参加者，并对其进行残酷拷打；通过复兴党在主要城市组织大型集会，以炫耀政府的威望，对抗反政府示威；成立秘密行动小组，对反对派和反政府活动参加者实施暗杀和人身攻击。巴列维希望这些强硬行动能够展慑反对派，遏制革命运动的成长。
到1978年夏天，政府似乎仍在控制着局面。虽然反政府运动更为喧器，巴札人员也已经加入运动行列，但巴列维政权还未显露崩溃的迹象。尽管存在着一个乌里玛掌握的全国性网络，但此时这一网络的能量尚难以充分释放：萨瓦克正严密监视着他们的活动；传统派乌里玛和激进派乌里玛之间的分歧仍然深刻，许多乌里玛仍然反感从事政治活动；各种反对派团体中的温和派准备在体制内活动，对国王提议的1979年6月自由选举计划充满希望。例如，自由运动提议国王应该会见1906年宪法的领导人，以确定他是否愿意在该宪法规定下工作。巴札尔甘在5月30日告知美国大使馆，“如果国王准备执行宪法的所有规定，那我们就准备接受君主制并参加选举”。民族阵线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
然而，巴列维政权对局势仍然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反对派的性质与构成没有认真分析，而是幻想寻找借口败坏对手的声誉，编织罪名将反对派一网打尽。
1978年4月，邻国阿富汗发生军事政变，达乌德政府被亲苏力量推翻。巴列维政权抓住这一事件，大肆宣扬伊朗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攻击反对派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鼓动，要把伊朗变成一个新的阿富汗。这就将反对派当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既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猜疑，也是一种恶意的诽谤攻击。
当然，国王可能还存有另外一种虚幻的、侥幸的设想，即温和的世俗力量不会与“垂死的、落后的”乌里玛结成联盟，毕竟，当年乌里玛反抗“白色革命”时世俗力量却在为政府呐喊助威。
“因此，政府并未考虑将温和派力量整合进人自己的政治决策系统，没有切实采取行动以阻止这些力量间可能的联盟，也没有尝试利用原教旨主义和传统主义乌里玛之间政治信条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他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巴列维政府的这种做法，既表明当局对时局的迟钝与漫不经心，也反映了国王的优柔寡断和摇摆混乱。此时的巴列维实际上在玩弄着民主与独裁的两面派手法，但这一手法既无法满足民众对民主的渴望，也不利于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他推行自由化的“民主”一面造成了安全部门的迷惑，大大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削弱了应对革命的镇压力量。
他独裁的一面既授予激进派以宣传口实，又令温和派怀疑国王的诚意，难以肯定会不会像以往一样，自由选举的许诺仅仅是王权秩序恢复后重施镇压的烟幕弹。随着这种狐疑的加深，温和派也日益偏向激进。
在国王政权的迟钝和混乱中，革命运动也经历了一次蜕变，开始冲击巴列维王朝的根基。
1978年7月22日，有数千名工人示威，抗议马什哈德一位教职人员被谋害，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至少有40人被打死。这一事件表明，在某些地区工人也已成为反国王运动的积极参加者。8月初，新一轮暴乱在主要城市爆发。在从8月5日开始的斋月（莱麦丹月)期间，示威不断发生。7-16日，在马什哈德、沙赫塞威尔、大不里士、阿瓦士、贝赫巴罕、设拉子等地都发生了骚乱。
8月17日在伊斯法罕，一位普通教士的被捕促发了一场血腥暴乱，导致严重财产损失，有100多人被军警打死，示威者一度控制了伊斯法罕，这促使国王政府宣布在伊斯法罕实行宵禁。几天后，设拉子、阿瓦士和大不里士也被宵禁，这标志着革命运动真正达到全国范围。
8月19日，阿巴丹的雷克斯影院被人纵火焚毁，导致烧死480人。惨剧震惊了整个伊朗，政府和反对派相互攻讦，都想利用这一事件打倒对手。
反对派谴责政府犯下了这一罪行，企图嫁祸于人以败坏反对派的名声；政府指责这是反对派所为，要求民众认清反对派的暴徒嘴脸。然而，政府的说法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时任阿巴丹警察首脑恰好在1月初库姆暴乱时在库姆担任同样的职务，这加强了人们的猜疑，认为政府是这一惨案的幕后凶手。
这种认识大大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仇恨，刺激了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伊朗的局势现在已经非常危急，正处于革命总爆发的边缘，政府的让步未能安抚住反对派，暴乱也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
要想渡过这场风暴，国王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果断行动，然而，不仅巴列维自己摇摆不定，他所得到的信息和建议也是相互矛盾的。
一方面，美国大使沙利文、英国大使安东尼·帕森斯不断警告国王，他们的政府赞成和平解决危机，不希望使用铁腕手段。1978年沙利文对伊朗局势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转变，逐渐意识到伊斯兰力量的增长和国王统治前景的黯淡。年初，库姆暴乱仅仅一周后，沙利文向华盛顿报告，虽然乌里玛有着庞大的动员网络，但“他们也许会发现很难为了纯粹的政治目的产生另外的示威”，国王完全控制着局面。
然而，4个月之后，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却认为，“正常的结论是国王正失去控制”。他还表达了对乌里玛力量的日益不安，暗示希望与乌里玛接触。国务卿万斯在6月指示沙利文“与（乌里玛中的）低级人物会晤”，以搞清反对派的性质。
当年下半年沙利文曾与伊斯兰力量频繁会晤。布热津斯基写道，沙利文从没有“明确要求国王强硬；美国的支持保证被同时存在的、需要朝真正民主更多进步的暗示冲淡了；与反对派结合经常被提及为理想的目标”。此外，国王的一些顾问，尤其是王后身边的人，也力劝国王避免流血，给予反对派更多的让步。
与此同时，包括帝国卫队首领奥维希将军、伊朗驻华盛顿大使扎赫迪在内的强硬派，则要求废除自由化政策，给予他们自由处置时局的权力，主张对革命运动进行无情镇压，大规模逮捕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布热津斯基持有类似的立场，他认为“美国有意削弱受围攻的君主，以压服其作进一步妥协，这只能加剧不稳定，最终将导致完全的混乱”。
在日益增长的混乱中，几经踌躇，巴列维最终选择了和平解困之路。然而，他并未准备放弃自己的权力，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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