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国还是大西洋东岸政治稳定的堡垒，然而近十年间却变得越来越像从前不稳定的南欧邻国。自2011年至2022年间，意大利从蒙蒂到梅洛尼，已经换了七任总理。随着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罗马地位日趋稳固、英国则再陷换相困局，旋转门开始北移。
2026年6月，英国迎来了脱欧公投十周年纪念，也迎来了十年间第六位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的辞职演说。若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如期接任相位，英国将形成“十年七相”的历史性政局。
这在英国有多反常呢？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八十余年间，英国共经历了18位首相；自1979年到2009年的三十年间，英国只有四位首相——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工党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近十年英国相位更迭如此频繁，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脱欧如何影响英国首相职位的稳定性？
斯塔默的黯然离去，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脱欧后英国的结构性困境短期内难解。这也成为他的后继者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十年七相”的时间跨度，与脱欧公投后的十年高度重合。在公投后离任的六位首相中，有两位相位生涯直接因脱欧而终结：卡梅伦（David Cameron）由于发起脱欧公投，动员留欧失败而引咎辞职；特雷莎·梅（Theresa May）提出的软脱欧方案三次被议会否决，遭党内不信任投票黯然下台。
另外四位则多与脱欧“后遗症”间接相关：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借“完成脱欧”（get Brexit done）上台，后因“派对门”丑闻及党内逼宫被迫辞职，而脱欧议题引发党内派系矛盾激化，是保守党议员抛弃大选赢家的一大原因；代表党内硬脱欧力量上台的莉兹·特拉斯（Liz Truss）提出迷你预算案引发市场恐慌，看起来是纯粹的经济政策失败，实则与脱欧削弱英国经济韧性和市场信心不无关系；到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接手时，选民面对深陷脱欧长跑、连续执政十四年的保守党早已“审美疲劳”，他终因大选惨败下台；即将离任的工党首相斯塔默希望重启改革、终结混乱、重建稳定，但脱欧后选民结构变化、经济和移民问题持续发酵，使其施政空间严重受限，在地方选举溃败后遭党内逼宫，无奈辞职。
对于前保守党政府而言，亲欧-疑欧、硬脱欧-软脱欧、北爱边界问题等长期积压的党内分歧不仅没有在脱欧公投中解决，反而被公投结果固化，党内对欧政策分歧升级为留欧/脱欧的身份阵营分立。在派系林立的当代“兼容型政党”中，立场分歧是长期且不可避免存在的。将如何看待欧盟这一保守党内治理难题和国家重大决策交付给一次非此即彼的公投，极度压缩了公共讨论和协商妥协的空间，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分歧，是政治精英把国家未来作为筹码的一次政治豪赌。这也导致此后在英欧关系上意图走中间路线的首相，更容易被党内任何一侧议员意见反噬。
工党内部对欧立场的分歧，不似保守党内对欧路线之争那么尖锐和深刻，呈现出更为温和与实用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在选举压力下如何打“欧洲牌”的辩论：以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为代表的激进亲欧派主张加速转向欧洲；伯纳姆代表温和亲欧派，出于尊重民意授权，考虑更为务实、审慎；斯塔默代表官方中间路线，主张“重置”（reset）与欧盟关系而非重返欧盟。
保守党内党魁更迭最新规则要求，只要有15%本党议员匿名致函给1922委员会（Conservative Private Members' Committee，即保守党内后座议员团体）主席，即可触发对党魁的不信任投票。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后座议员小派系“欧洲研究小组”（European Research Group，ERG）在脱欧公投后影响力迅速膨胀，容易绑架政府议程，成为保守党政府频繁换相的主要推手。卡梅伦后的保守党首相除苏纳克外，其他几任下台均源于党内压力而非大选失利。
此外，脱欧激活了英国数个持续消耗首相的难题，包括英欧贸易与监管摩擦、北爱边界相关的宪制冲突、苏格兰独立诉求、英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等。无论是保守党首相还是工党首相，面对这些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提出理想的解决方案，民意长期受挫容易蚕食首相的支持率。
然而，不能把频繁换相完全归咎于脱欧。英国自身面临一些早于脱欧即已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其负面影响被脱欧进一步催化、放大，叠加制度危机、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执政党和首相政治容错率大幅降低。
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长期面临生产率增长疲软、投资低迷、公共财政紧张和地区不平等等问题，而脱欧后贸易强度降低、投资削弱、劳动力短缺使形势更加恶化。
2026年财政部经济事务秘书、工党议员托尔斯滕·贝尔（Torsten Bell）答复工党议员克里斯·布洛尔（Chris Bloore）关于脱欧对英国经济影响时表示，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OBR）在2025年11月确认，其之前的多次预估没有变化，即与未脱欧情况相比，脱欧使得英国GDP增长损失4%，进出口贸易额损失15%。
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突然、立即出现的，而是逐渐累积和呈现的：贸易减少，投资减少，企业竞争压力降低，融入欧洲供应链的程度降低，跨境知识和技术流动减少。这使得英国经济规模小于原本规模，而较小的经济规模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税收，这进一步限制了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或减税的财政空间。与此同时，英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深，养老、医疗等福利支出居高不下，福利体系和公共财政压力递增。
因此，任何一位首相，无论其政党所属、个人天赋或喜好如何，均须面对一个事实：如今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福利支出和债务偿还这三项支出的绝对和相对额度都在增长，占据政府支出一半以上（每年近6000亿英镑）。它们共同吞噬了政府可施展拳脚的其他机会。
英国素以渐进主义、两党共识政治著称，但近年来出现政治极化态势，尤以脱欧公投为分水岭。脱欧/留欧成为横亘在保守党和工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壑，此后在诸多议题上民意深度撕裂，共识空间大幅萎缩。保守党在脱欧议题上的持续内耗严重透支了选民信任，为改革党等反建制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土壤。改革党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14.3%的选票，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并在2026 年5月地方选举中斩获1300至1400多席（改革党官网数据与《卫报》报道数据有所不同），从边缘小党一跃成为地方最大党。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多党并立格局日益清晰。多元又强大竞争者的出现和选民的流失，给执政党带来巨大的连任压力。政府想在各路选民的多元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其结果是政府政策立场更容易出现摇摆不定，主流政党恐慌的议员对领袖的耐心和包容度也急剧压缩。
伯纳姆接任后相位会重新趋于稳定吗？
伯纳姆是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在6月18日梅克菲尔德（Makerfield）补选中以54.8%的得票率获胜，赢回下议院议员席位，为挑战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扫除了制度障碍。斯塔默6月22日宣布辞职后，他立刻宣布参选工党党魁，而其主要对手斯特里廷已表示支持他。若在7月16日提名期结束后仅他一人获得足够提名支持，7月17日工党领袖特别会议（Leadership Special Conference）将直接确认并宣布他为新党魁。
伯纳姆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推行“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在地方分权、公用事业去私有化和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等方面颇有建树。在对欧关系上，他主张减少贸易摩擦、向更深度融合迈进，被视为对冲后脱欧时代困境的积极举措。伯纳姆被工党内部视为最有希望能够阻挡改革党继续侵蚀工党“红墙”票仓（英格兰北部传统工党选区）的人选。
此外，工党更换党魁的门槛比保守党略高，客观上限制了工党政府陷入过于频繁换相的困局。工党《规则手册》（Rule Book）规定，挑战在任党魁需在20%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PLP）成员联署基础上，获得一定比例的地方党组织（Constituency Labour Party，CLP）或附属组织（工会、社运）支持；且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对是否启动选举具有裁量权。相较保守党“15%匿名致函”的机械触发机制，工党这条路径对现任党魁的保护性更强。
然而，假如伯纳姆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他将面临什么呢？
最紧迫的是日益扩大的公共债务黑洞。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ONS）公布的公共部门财政数据显示，2025-26 财年全年赤字为1290 亿镑，但2026-27新财年开局两个月已比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超 77 亿英镑。2026年5月月报显示，该月公共部门总借款额为233亿英镑，比2025年5月增加了54亿英镑（30.4%），比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的177亿英镑增加了56亿英镑。这表明英国公共财政赤字仍在扩大。
其次是依旧低迷的经济增长率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这是选民极易积累失望和不满、也是政府极难在短期内有所突破的方面。伯纳姆若走“高税收+高公共开支”的左翼路线，可能引发债务市场不满，进一步限制其推动改革的雄心。
改革党发展势头强劲，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也在蚕食工党在城市和年轻人间的选票，在下次大选前留给伯纳姆留住并争取更多选民的时间比较有限。根据多家民调机构所作的“多层回归与事后分层”（Multilevel Regression and Post-stratification，MRP）模型预测，改革党议会席位正在增加——More in Common模型在高支持率情景下预判改革党可突破326席取得议会多数；而Electoral Calculus基准情景预测其仅可获得188–266席，距离绝对多数仍有差距。若未来与保守党达成联合协议，法拉奇进唐宁街将指日可待。
伯纳姆能否将其在英格兰北部的声望与合法性拓展到全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益普索（Ipsos）在2026年6月发布的“政治脉搏”（Political Pulse）调查中显示，伯纳姆仍然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工党政治家，他以25%比12%的优势领先斯塔默被认为是更好的首相，但50%的受访者表示二者并无区别。伯纳姆这位“北境之王”（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时所获称号）若接任首相，是通过执政党内领袖更迭获得相位，尚未通过全国治理考验，也被在野党议员攻击为未获选民授权，并据此敦促提前大选。据Opinium在2026年6月24日的一项调查结果，有53%的受访者表示一位未经大选而执政的首相是不可接受的，只有34%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
英国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疲软、公共债务高企、英欧贸易壁垒、偷渡移民难控等，仍然持续考问继任者的执政能力。若伯纳姆能在短期内把“曼彻斯特主义”升级成一套全国性的结构改革，并提出清晰的目标与综合性、可预期、可落地的改革方案，议员和选民将给他更多时间，否则他们也将很快失去信心和耐心。正因如此，伯纳姆的团队显然也在寻求理论支持。6月23日上午，据报道与伯纳姆团队关系密切的工党智库“主流”（Mainstream）发表了一篇69页的政策文章《生产性国家：曼彻斯特主义框架》（The Productive State: A Framework for Manchesterism），描述了一项增加住房和水、能源等公用事业公有制的长期计划。这是斯塔默曾经支持的那种雄心勃勃的中左翼愿景。
此外，相对于通过大选上台的首相而言，同党换届上台的中期首相面临一个特殊的挑战，即在与前任相比推陈出新和保持执政党政策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政策本身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改弦更张，但随之而来的话语或修辞可能会有显著变化。也许伯纳姆轻松有趣的风格比沉闷无趣的斯塔默更能打动后座议员，从而赢得他们对不可避免的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支持。
因此，伯纳姆上台后与工党议会党团和选民之间可能经历一段蜜月期，这将给工党喘息之机。然而，工党政府领导层更替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由于英国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困境并没有简单的政策解决方案，伯纳姆可能很快会被抱怨、不满和恐惧包围，担心失去议会席位的工党议员可能会迅速鼓动另一位潜在领导人。党内逼宫换相在保守党自撒切尔夫人下台以来屡见不鲜，如今工党也未能幸免。
英国频繁换相的循环有终结之道吗？
在选票为王的选举政治框架下，在民粹主义力量蒸蒸日上的当下，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家们的腾挪空间似乎都在大幅萎缩。对英国而言，脱欧的阵痛延宕至今，叠加诸多内外因素，共同造就了首相更迭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闹剧。英国人似乎被领导人稳定难题困住了。
在困境中，来自先人的政治智慧格外振聋发聩。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位二战时期及战后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民调机构一项“最受欢迎的英国首相”（The most popular UK prime ministers）的调查中以67%受欢迎度名列榜首（撒切尔42%，约翰逊31%，斯塔默19%）。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战役开始时站在议会前，承诺的并非胜利的幻象，而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英国十八世纪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做了综合考察后提出，“真诚是一切伟大的开端”。他认为，每个混乱时代涌现出的能够终结混乱、带领国家恢复秩序的英雄人物，不止需要智慧，还需要具备两种珍贵的素质：一个是真诚，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不虚伪、不空谈，也不迎合世俗舆论；另一个是勇气，敢于直面腐朽、平庸和集体偏见，敢于知行合一、以行动重塑现实，敢于忍受孤独、苦难和误解而不动摇。
对当前英国各政党而言，面对后脱欧时代的国家治理困境，也许最佳策略不是争相画饼来迎合甚至抬高选民预期，也不是假装英国的情况不糟糕，更不是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而是做那个安徒生笔下敢于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真诚而勇敢地直面赤裸的现实。
丘吉尔在1940年的议会演说是在告诉英国人：现实很残酷，但我们一起承受。卡莱尔所说的“真诚”，本质上就是拒绝参与“新衣”的共谋——不再用“脱欧已过去”“增长即将恢复”“移民可控”这类廉价叙事安抚市场与“红墙”，而是把债务、赤字、增长率、移民人数等数据摊给选民。斯塔默的继任者（们）是时候真诚地承认这个国家面临的长期困境，并给予选民更多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艰难的真相，而非用廉价承诺来迎合讨好。唯有当选民被允许理解真相而非被许诺幻象时，首相的容错率才可能回升，方可开展制度调整、共识重建、对欧关系重置等根本性的长期主义改革，而这才是真正能让“走马灯”减速的机制，而非另一位“救世英雄”的降临。
（徐晓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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